日常礼俗中的几种画样(2)

　　迎祥年画中常见的一个题材是“和合二仙”，全国各地木版年画都有此一图像。就在西南白族、彝族等少数民族地区也有“和合二圣”之图。形象大都仿佛，画两个蓬头散发之童子，身着绣衣，或赤足，或芒履，一捧彩盒，一持荷花，盖借用途也广。如杭州商店铺家开市之日，悬“和合二仙”纸马于招牌上，谓“青龙马”，又叫“青龙吉庆”。象征财源不断之意。又新婚人家亦悬挂“和合”之图。此俗乃从《周礼？地官媒氏疏》：“三十之男，二十之女，和合使成婚姻”；《易林》：“使媒求妇，和合二姓”之说而来。此外，江南新婿回女方家中，如夫妇同拜堂上所悬“和合二仙”之年画，表明将夜宿于女方家中，否则不拜。北方工商业堂上多悬“天官赐福”或“陆陈广聚”(和合二仙像和聚宝盆)，“陆陈”座为“陆沈”，《庄子？则阳》有注云：“人中隐者，譬无水而沈也。”“陆陈广聚”，当为隐于市肆，广聚财货者之义。关于“和合二仙”的衍变，据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云：“宋时杭城以腊日祀万回哥哥，其像蓬头笑面，身着缘衣，左手擎鼓，右手执棒，云和合之神。祀之，人在万里外可使回家，故曰万回。”当时和合之神只一人。明人杂剧《闹门神》提到了和合诸神，但不知是否“二仙”。据翟灏《通俗篇》谓：“国朝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封天台寒山大士为和圣，拾得大士为合圣。”故和合二仙又称“和合二圣”。年画中的和合为取合好之意，更添画荷花与圆盒，当起源于清代。?四 年画内容与民俗研究

　　除了上述有关民俗活动中出现的一些画样外，年画反映的民俗风情和各个地方的庆典活动，那就更是多不胜举。有些作品在反映社会变革或人们衣食住行等活动中，有意无意地表现出了时代风尚社会风俗，给研究者留下了大量可贵的形象资料。苏州清初印制的一些年画中的妇女装束，大都是发型仍是明代，而服装则是宽袖斜襟，下系素裙；清末的妇女，则是旗袍长裤，腰露花巾。有的则戴暖帽，系围巾，足登高跟鞋，或挟书包，或擎布伞，摩登入时。这类年画，无疑是研究服装变化的真实可靠的资料。又如杨柳青画中在反映结婚场面的，画古代婚礼都是堂上供一“天地龙车”或“和合二仙”之图，案上放弓箭粮斗，瓶炉花果等物，新娘则蒙头遮面，新郎是着新官衣，二人手牵一红彩巾，表示同拜华堂，这于传说中的周公破桃花女的故事相关。另一幅戴廉增画店印的《文明娶新》图，画新郎头戴大沿帽，身穿铜钮军人服，骑一高头骏马在前；新娘坐在一四轮洋马车内，身着时装，面露笑容在乘车前往婆家。上题：“改良维新去娶亲，香车彩轿对迎门；从今文明成婚礼，富贵荣华满门庭。”近年出版的新年画中，还有集体结婚题材者，民间年画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婚姻习俗。再如反映儿童教育题材的年画，有《顽童闹学》，画一群学龄儿童在一书房里乘塾师午睡之时，玩耍起来，有的在脸上用墨画眼镜，胡须装教书先生，有的蒙住眼睛在作“捉迷藏”游戏……。图上题：“家有两石粮，不作孩子王……”等字句。反映了旧社会塾学里教育儿童的情景和教师困苦之生活。晚清杨柳青年画作坊印的几幅反映维新变法运动时，提供新学的图中，有《京师女子学堂》、《女学堂演武》、《儿童体操图》等等，景物一改过去家塾那种书房环境，而是当时新式学校的规模。女学生们头戴平顶凉帽，穿短袍长裤，有的拍皮球，有的吹洋号和举枪练武等等，反映了当时的新风俗，新时尚。辛亥革命后刻印的一幅《美术教育图》，画儿童们在电灯下手扶画板学习西画，另有三个女学生坐于西式窗牖下读书。图上题句反映了当时社会教育在改良和对美术的重视。“图画与文字为发表思想之具，人间不可少之事也。而图画因其优美能唤起儿童之兴味；文字因其结构能养成儿童之致密心，学校以之列入科目有由来也。为父母者苟能于儿童游戏之时，常以此诱之，以养成儿童之性格，功效不少。从这类反映教育题材的年画中，得见我国近百年来教育制度的衍变，也是与社会变革和受西俗影响(男女平等风气开放)等等，而改变旧俗的侧面反映。

　　在台湾的民俗活动中，有3月11日祭“保生大帝”庆典。台南学甲镇慈济宫还存有一块《保生大帝》木刻神像版，图中刻保生大帝捧圭端坐于虎皮椅上，旁有仙童道官立待。下刻坐骑狮虎象鹿麟凤龙鹤等仙禽异兽之神将天仙等三十四尊，绘刻生动精丽。慈济宫与关帝庙、观音庵各地皆有不同，除台湾外，仅有福建闽南九江口龙池岩的慈济宫为祖庙。保生大帝神像刻印的是福建泉州府同安县白礁镇的吴本。吴生于宋朝，曾作御医为人廉洁悬壶济世，救活众生，逝世后，乡民建庙奉祀(见《台湾府志》)。泉州的慈济宫建于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明朝末年，郑成功领兵收复台湾，随军而来的福建白礁乡的将士，于农历三月十一日在学甲登陆，从此便在此落户，开垦荒地，建房筑屋，生活安定下来且日渐繁荣。每年的这天，全省的外地人组成进香团，人们抬着神舆及民间阵头(过会)艺阁、绕行学甲全镇，面向大陆白礁乡慈济宫遥拜，祈求风调雨顺，子孙平安。这幅《保生大帝》祖像之版，每隔四十年盛大庙会期才印一次，供善男信女请去供奉。这幅神像版幸存于台湾，未被劈毁，它不止维系着两岸人民的乡土感情和民俗的一致，同时在每年祭拜治病济人的保生大帝的民俗活动中，也纪念了祖国领土台湾的光复。?五 国内外收集年画概观

　　我国的民间年画和民俗研究起步较晚，当然与过去昏聩的清朝统治者、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侵略，和人们对年画与民俗的轻视有关，故近百年关于这方面的资料(文献与实物)散失甚多，收集者屈指可数。与此相反，早在鸦片战争前(公元1800年)应有英国人收集中国年画了，并出版了一本《Custom of China》(《中国风俗画集》)。清末法国人爱德华・夏凡纳(或译为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俄罗斯人阿列可塞耶夫(B?M?Alekseev)于光绪33年(公元1907年)来华，在我国北京、天津、河南、上海、广东等地收集了大量年画，引起了国内人士注意。上海开埠后，徐家汇土山湾天主教学传教士，为研究中国民间风俗和信仰思想，曾令各地教学收集中国年画及神像等民间艺术。嗣后法车人亨利・道尔(Henri・Dore)编印出版了一本《中国迷信之研究》。来华收集笔收藏中国年画的还有德国卫礼贤(Richard?wilhelm)、波兰的夏白龙(Witold・Jablonski)、法国杜伯秋(J・P・Dubose)、日本的泽村幸夫、冈田伊三郎以及西村春吉、中山善次、通口弘等人，都有收藏。国外收藏中国清代年画最多的，莫过于苏联了，笔者近年应邀曾去列宁格勒、莫斯科等地作民间美术作品鉴定工作，得见民族学(民俗)、宗教、美术及阿尔米塔什等博物馆、和东方艺术馆中所藏的中国民间年画(神像、木刻)等近五千件，其中以东方艺术博物馆收藏品最精美，民族学和宗教博物馆收藏的风俗题材最多。东方艺术博物馆的藏品还于近期举办了一次“中国民间年画展览会”，展品中有关民俗的，有《新年初二接财神》、《五世同堂庆贺新年》、《庄稼忙》、《端阳喜庆》、《时兴京秧歌》、《孟母三迁》、《老鼠娶媳妇大拜华堂》以及《魁星点斗》、《灶君》、《马王之位》等等，都是民俗研究的珍贵资料。外国宗教传教士和民族学家、美术家、猫奇者等等，不仅大量收集中国木版年画，还编印成书，复制成图，有的作为研究成果，有的则是作为文化侵略，宣传中国人民愚昧落后，甚至把它用来麻醉中国人民，作侵华战争之宣传物，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对华侵略战争，天津、北京陷落。当时日本军中之“宣抚队”到处印贴《钟馗斩鬼图》，上有“赤魔不死，大战不止”字样。据统计，国外出版的中国年画和民俗的图书，有《中国美术中祈愿之表现》(法・沙畹，1922年巴黎保萨书店出版)、《插图亚洲神话(中国近代之神话)》(法・马伯乐，1928年巴黎法兰西书店出版)、《中国财神》(1928年伦敦出版)、《支那民俗志》(日・永尾龙造，1930年东京支那民俗刊行会出版)、《中国神话词典》(英・文纳，1932年上海别发书店印行)、《满洲的民艺》(本山桂川，1943年东京昭和书店出版)、《支那民间之神》(日・泽村幸夫，1941年象山阁排印)、《中国农民之信仰》(美国・戴 上海、香港和新加坡别发书店印行)。以上所列都是与我国民俗研究有关外文图书。其它如北京法文图书馆曾于1927年出版了一部《中国戏谈》，是研究中国京剧的图书，书后附有天津杨柳青戴廉增年画店印制的戏出年画五幅，如“天河配”、“群英会”、“下河东”、“小放牛”、“百万斋”等。日本美术研究所于1932年出版的《支那古版画图录》内容大部分都是苏州早期的年画。还有日本早期出版的《世界美术全集》(别卷)里，也有大量中国年画。这类图书大多只是从美术角度作为研究资料，不谈民俗。

　　我国对民间年画价值的重视，始于1898年清末“戊戌变法”之后，当时提倡办学堂，练兵图强、改革陋习等宣传，影响到北京之外的天津杨柳青年画作坊。历史较长资金雄厚的齐健隆和戴廉增画店，都先后出版了一些类如《女子自强》、《儿童体操图》、《戒吃鸦片》等新题材、新内容的所谓“改良年画”。齐健隆画店的业主因在国外留学，注意了资料保存，画版整理；戴廉增画店也将过去出版的年画目录，誊录成册，俾便管理。这样就为我国民间年画艺术留下了一大批实物资料，使新中国成立后编印《杨柳青年画》、《红楼梦年画》等书，有了丰富的资料，也为艺术博物馆提供了珍贵展品。1911年，辛亥革命后，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开始专题收集和调查有关民俗方面的实物，如1924年1月，为配合农历过年，曾征集过各地的新年民俗物品，共得神纸、年画等286件。1936年在杭州举办“民间图画展览会”，据钟敬文先生告知当时收到浙江的印制品3000件，多半是纸马。鲁迅先生早已注意收集花纸(年画，后有郑振铎、晏子匡、张光宇等先生也都有收藏。北方有于鹤年、王振清收藏较丰，前者收纸马2000余件，后者以杨柳青年画粉本为多。1949年以后，民间美术(年画、剪纸等等)得到了政府文化部门的重视，为发扬优良传统艺术和推动民族民间美术的发展，出版部门先后印行了《华东民间年画》(1955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杨柳青木刻年画选集》(1957年古典艺术出版社出版)、《杨柳青年画资料集》(1959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桃花坞木版年画》(1961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晋南木版年画资料》(1978年山西临沂地区文联出版)、《杨柳青墨线年画》(1980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中国美术全集》(民间年画卷，1985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中国古版年画选》(1985年外文出版社出版)。最近还有《中国年画史图录》(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中国年画百图》、《苏联收藏中国年画珍本集》、(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等，都是以清代绘刻的年画为主要内容。在国外也出版了大量中国年画集。如1966年德国德累斯顿版的《中国版画》、1966年苏联莫斯科出版的《中国民间绘画》、1973年日本奈良市出版的《大和文化苏州版画特辑》、1978年法国巴黎出版的《中国戏曲年画》、还有近年曾幼荷编著的《美国人收藏的中国民间美术》、奥地利维也纳出版的《中国年画》等等。

　　民间年画是祖国的文化遗产，也是中国美术发展史中不可缺少的篇章，由于过去人们只重名人字画，史书不载，至今文献资料阙如。早在辛亥革命前爱国人士彭羿仲就已看到民间年画的价值及其社会之作用。彭在光绪28年(公元1902年)曾办《启蒙画报》，报中附图采用了杨柳青刻印的年画，如第3期中的《小儿怒》一图，就是选自齐健隆画店印刻者。此图借小儿想上学堂念新书，但乡神守旧，顽固不办，小儿怒斥乡绅。图上题字最后说：“中国百姓外国欺，欺来欺去要分离；那时乡绅作不成，乡绅为何不动心？”还有《一心情愿》等这样的作品，至今犹有现实意义。彭羿仲在1904年创办的《京话日报》上，还不断发表社论，提倡改革旧俗，进行反帝侵略的宣传，并用白话文普及到下层劳动大众。因提到改良旧年画，以作为文化教育辅助。后来引起了天津巡按使教育司注意，曾用年画作改变人们旧思想的宣传工具，出版了《破除迷信》、《鸡能司晨》、《团结御侮》之类的“改良年画”。但因内战连年不止，人民经济生活无法维持，加上帝国主义者掠夺，中国民间年画的改革未能继续。当时“逆旅过客”著《都市丛谈》中说道：“每年一到冬腊之间，即有一般乡下人到京来卖年画儿，虽是印版涂色，颇为儿童所欢迎，虽不能登大雅之堂，普通人家认为必需。所画无非是过年的乡景，以及各种公案戏出儿；不是肥猪拱门，就是财星当户，其次就是猴儿抢草帽，再不然就是耗子成家。当《京话日报》出版时，彭羿仲曾经提倡过一次，以为可以辅助教育，欲令其随时加以改良，无如越改越糟，反倒弄成不伦不类。画女学生都是小脚儿，戴美国式的帽子，又搭拉着汗巾；门前扎着彩牌楼，人物可又穿靴帽袍套。过年永远是家主做饭。既然不知改良，可是外国人却看出是有利可图。无奈外国纸容易变色，贴不了几天立刻就黄，且画片上印的风景旧俗，又多与中国人的眼光相背。话虽如此，而购者亦颇不乏人。若再死守旧辙，是无形中又放弃一种权利。”文字虽然不多，却反映了清末民初年画里的一些民俗内容，和彭羿仲倡导改良下的年画之形式，同时也提出了外国人正利用人民大众喜爱的这一年画形式，将这类画大量动进中国，获利赚钱，举一反三，不可不加警惕。

　　民间年画除去它的本身艺术价值外，内容所反映的民俗风情，人民衣食住行之衍变，以及其普及文化知识，讽谕劝戒和爱国教育(如《天津北仓义和团大战洋兵》图)等等亦足资今日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参考。民间年画是一座宝山，希望美术工作者和民俗研究工作者共同来努力开掘。